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与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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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创作中，欧化语体文常常会表现出实验阶段的弊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生硬、冗余等。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翻译新手的译文中，就是在翻

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创作中，欧化语体文常常会表现出实验阶段的弊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生硬、冗余等。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翻译新手的译文中，就是在翻译大家的译文中也有所表现，如鲁迅曾说自己的译文“句子生硬、诘誳聱牙”；不但出现在翻译中，也出现在创作中，这种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虚字“的”的赘用，对此余光中在他的文章《白而不化的白话文》和 《论的的不休》中也有详尽论述［14］132－141，178－192。

（三）翻译理论自觉意识的增强

从晚清以“豪杰译”为主，到五四时期以直译为主流，不仅体现了文学翻译方法的转变，也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理论自觉不断加强。这包括：1．介绍国外的翻译理论，比如Tytler的三原则；2．提出对译者的要求，如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学修养、创造力、职业道德、开放的心态等等。对译者的要求涉及多个方面，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新译论的提出。如郭沫若的“风韵译”，茅盾的“神韵”说等，尽管论述还较为简单，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开启了翻译中美学问题的研究。

由于倾向于语体文欧化，直译的译文不可避免地存在生硬、拘泥于原文字句结构等毛病。直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否保存原作的语言特征，意译关注的译文能够流畅，可以说直译、意译关注的多是语言层面，这绝非文学艺术的全部。事实上，原文作者的文风、笔法，原文的体裁及其特征都不是直译、意译所能完全涵盖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中，“亦步亦趋模仿原文几乎不可能，即使做到了原文意义不失，仍然不能保证译出的文字就一定是一件文学作品”［15］。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郭沫若表示在直译、意译之外，还当有“风韵译”，茅盾则提出宁可失去直译的形貌也要保留“神韵”。

郭沫若与茅盾虽分属两个团体，且素有论争，但他们提出翻译中的“风韵译”和保存“神韵”却有着共同的踪迹可寻。“风韵”和“神韵”之说表明，一些译者已认识到直译、意译等语言层面的要求并不能解决文学翻译中诸多文学因素的转化问题。

（四）译本选择的变化

从晚清到五四，翻译选目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作家来说，晚清译者所青睐的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等。就文类来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普遍受到晚清译者和读者的欢迎。就篇目来说，晚清作家主要翻译长篇小说，这与那个时代的译者和读者阅读域外小说的“内容”或“情节”的期待有关［16］42－44。到了五四时期，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从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数量一路攀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深受青睐。弱小民族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绝对数量远远小于俄、法、德、英等国家。就作家而言，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等作家深受欢迎。就文类而言，五四译者选择的主要是严肃的社会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但这并不是说，五四译者摒弃了晚清文学翻译重视社会功用的传统。恰恰相反，这种社会功用非但没有弱化，反倒不断地得到加强，只不过形式由晚清的“显”变得“隐”而已。众所周知，晚清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目的，除了在选目上有所取舍外，还不惜对原文做大刀阔斧的修改，使之符合译者的要求、读者的期待。而五四译者大多推行直译，对翻译社会功用的重视则集中体现在译本选择中。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风尚发生了由豪杰译到直译的转变，这一转变以新文化人对林纾翻译的批判为分水岭。钱玄同、刘半农自编自演了一出双簧，选中林纾作为批评的对象，指责林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许多新文化人参与其间，推波助澜。林纾可谓势单力薄，他的回应在五四时期显得不合时宜，也并未引起更多同辈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很快落败。林纾所代表的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具有“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等特征的翻译退潮，代之以五四时期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名著，翻译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风尚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中国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亦是如此。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直译”相对于“豪杰译”来说并未占有绝对优势，至五四时期直译外国的名著几乎成了共识。但这一转变并不完全是译者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有其它因素的推波助澜。其中，林纾与新文化人之间的论争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是翻译风尚转变的一个分水岭。一、新文化人批判林纾三部曲众所周知，林纾用豪杰译法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晚清时期影响很大。进入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日益深入和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具有新知识结构和理念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人提倡新文学，反对传统的旧文学，也涉及到对林纾及其文学翻译的批判。（一）一出双簧戏林纾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评，始于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一出双簧。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神韵、译笔、译名三个方面评价林纾的翻译，恭维其译作具有唐代小说的神韵，译笔雅健，译名中充满了“香”“艳”“情”［1］49。而这正是新文学主将们所痛恶的，此信成功地将林纾推到了文学革命的对立面上。刘半农发表《复王敬轩书》予以反驳，认为林译错误百出，原著的价值不大，译文远离了原文，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书没有文学味［2］31－33。“王敬轩”和刘半农对林译的评论，恰恰标示了文学翻译的两种道路，即贴近原文和靠近译语，两者并没有优劣的本质差别。然而，就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和“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目的而言，自然是具有异域特征和风采的译文更受欢迎。林纾的翻译在文学革命的汹涌大潮中就显得不合时宜。（二）胡适对批评对象的确认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找到了旧的文学翻译模式的代表，大张旗鼓地将林纾确定为新文学的敌人，而胡适对林纾的批评无疑是对这一对象的认同，确认并稳固了林纾作为批评对象的地位。1918年4月胡适提出，要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69。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原则就是用白话译名家名著。他一边将林译所青睐的哈葛德的作品归入二流以下，一边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林纾用记叙体的古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及其译文中的讹错。文学革命者欲“立新”必先“破旧”，因而对林纾的批评与新的文学翻译理论、原则的确定是相伴而生的。胡适曾经说过：“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3］272林纾可以说就是钱、刘“自造的对象”。具有博士头衔，身为北大教授、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的胡适，无疑是具有影响力的。对林纾的批评声势经由胡适的确认不断扩大，加速了文学翻译趋向的转变。（三）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对林纾的批评，可以说是名人效应的彰显。他们的观点与胡适如出一辙。罗家伦借美国人芮恩施（PaulS．Reisch）之口，批评了林纾的翻译：“中国人中有一位严复的同乡，名叫林琴南，他译了许多西洋的小说如，Scott，Dumas，Hugo诸人的著作却是最多的……旧文学的遗传还丝毫没有打破；故新文学的潮流也无从发生。”［4］以此表明自己对林译的态度以及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青睐。傅斯年在1919年3月《新潮》上发表《译书感言》一文，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第一篇译学专论”［5］209。文章将当时的译作分为四类，“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遭极了，所以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好效力的极少”。傅斯年认为，要避免中国译界的混乱，译书人就要对作者负责任，还要对读者负责任。在其阐述中，基本就是以“次下流”和“最下流”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为例，将他们归入欺骗作者、有负读者一类。二、林纾何以成为靶子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到傅斯年《译书感言》，我们能感受到新文学运动的主导者和新生力量除旧立新的急切之情。他们在反对旧文学包括旧的翻译文学的同时，往往将老一辈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代表和对比的参照物，大有为立新必先破旧之念。晚清从事翻译的人很多，何以林纾成为新文学运动者的靶子呢？首先，林纾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翻译，且素有盛名。与之齐名的严复主要以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为主。所以，旨在推进文学革命的五四先驱将矛头对准了林纾，将他的翻译作为提倡新文学翻译的反面教材。相形之下，对严复的批评倒成为点缀，远不及对林纾的攻击势头；其次，林纾的文学翻译数量巨大，影响广泛。林纾一生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其中也不乏经典。其翻译之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可谓旗开得胜，其“断尽支那荡子肠”的美誉和使得“洛阳纸贵”的魅力在读者中流传。五四文学主将们有意对林纾的功绩只字不提，放大他翻译中的缺点、错误，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林纾这面旗帜的倒下当然也是对他所坚持的旧式文学翻译及追随他的众多读者的有力打击；再次，林纾从事文学翻译具有特殊的客观条件。他不懂外语，原文的句式结构都不在林纾的视野之内，翻译的自由度更大。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翻译的速度、文笔之美自然令人佩服和羡慕，但林译中的许多问题也是由此而起，因文害意和讹错就成了新文化人抨击他的立足点。可以说，晚清文学翻译的几乎全部特点都在林纾的翻译中有所体现，提倡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对其深恶痛绝，将他作为文学翻译的反面典型。平心而论，林纾翻译中有误译，有删节改译，这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翻译的特点。但林纾的译作对中国文学界起到的作用，林译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却不应因为其翻译中的问题而被否认。鲁迅曾经描述过接触西方文学的情景：“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与菲洲野蛮之古怪。”［6］563鲁迅不但自己看这些书，也推荐与周作人同看：“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7］107《郭沫若传》中也记载了郭沫若少年时代被林译小说“勾魂摄魄”的事。郭沫若读的第一本西洋小说就是林译《迦茵小传》，并为迦茵的故事所感动。此后，他又读了林纾翻译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那“冒险的经历，曲折的爱情，神奇的侠盗生活，浪漫蒂克的情调”对他更具吸引力，这部小说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8］12。据钱钟书回忆，他也是读了林译小说才对外国语文感兴趣的，他描述了自己幼时迷恋林译小说的情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狄更斯、斯威夫特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甚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9］269三、林纾落败的原因针对新文化人的批判，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又分别在《公言报》和《文艺丛刊》上刊发了“致蔡元培的信”和《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予以回应。林纾的辩解并未引起时人的理解和同情，最终无可奈何地退出。林纾的落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以个人对抗团体虽说论辩双方代表的是“新”和“旧”两派势力，但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辩，林纾一直是单枪匹马，对方虽然也以个人的身份发表言论，但其身后却是一个或多个团体。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都属于新文化人。从宣传媒介看，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的信以及刘半农的回复都发表在《新青年》4卷3号上，且由刘半农自己编辑。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上，傅斯年、罗家伦的文章发表在《新潮》，蔡元培回复林纾的信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化的喉舌，这些文章极易引起“新派”读者的共鸣。而林纾的两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研究系的《新申报》，致蔡元培的信发表在安福系的《公言报》，《论古文白话之消长》发表在《文艺丛刊》。虽说这些报刊也有固定的读者群，但其更多关注的是维护孔孟之道和旧文学。双簧信引发一些旧文人致信《新青年》发表看法，但真正维护林译的却几近于无。从论辩个体看，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罗家伦、傅斯年当时都很年轻，处于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年纪。撇开双簧信攻讦异己的策略性，这还是一出年轻人的“恶作剧”。他们对于林纾的翻译持不同见解，对于其译本中的失误更是得理不让人。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读者群。而旧文人作为长者，相对沉稳老练，相对地更有包容性，有不屑与年轻人辩论的心态。以严复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曾指出，学术界中观点纷呈，优者自优，劣者自然会被淘汰，不必争辩。这样一来，被“王敬轩”托举出来的林纾就更为孤立了。（二）维护古文而非翻译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林译的谬误和删改原文上。“王敬轩”“赞扬”林纾主要是就其翻译中的神韵、译笔、译名，引得纷纷出战的新文化人也都从翻译的层面狠狠地攻击林纾。刘半农回复“王敬轩”的信也完全是从翻译方面讲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林译最大的缺陷，即将翻译等同于创作，使得译本失去了原来的韵味。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学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学，因而就需要保留原文神韵的翻译文学，林纾的翻译恰恰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傅斯年《译书感言》是翻译专论，提到（1）用直译的笔法（2）用白话（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以用“提要”的方法，而林纾的译文都在这些要求的对立面上。林纾的辩解主要是关于文言文与孔孟之道的存留，他的《荆生》和《妖梦》影射新文化人“去孔子灭伦常”。他致信蔡元培反对“尽废古书”，唯一提到翻译的地方是“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灭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1］140。既然不解西文，自然也无法辩解，自己也不清楚对方所指的“谬误”是真是假。《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一文仍然是高度评价古文的作用，认为“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抵。无古文安有白话！”［2］80尽管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古文的没落。林纾并未为自己的译文作出任何辩解，那句“不解西文”更给人以译文不忠实的口实，因而舆论也就一边倒地偏向了新文化人。（三）与潮流的逆向清末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白话文。黄遵宪、梁启超等致力于新文体的推行，主张言文一致，推行“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都能使用的文字，《无锡白话报》主编裘廷梁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有许多报刊都刊登白话作品，另有白话刊物《海上奇书》等［10］。白话文兴起并被广泛使用是大势所趋，文言的没落也正如林纾所言，“此古文一道已属烟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2］80。古文已经开始衰落，即便没有五四人的革除之力，也会逐渐衰微。林纾反对的就是新文化人的“助力”，反对对文言“落井下石”。林纾认为古文的衰落是曲高和寡所致，嘲笑白话家“不知韩”“然今日斥白话家为不通，而白话家决不之服，明知口众我寡，不必再辩”［2］80。虽然蔡元培指出许多白话家的古文深厚，但就绝对数量来说，年轻学生、普通民众更青睐的应该是白话。这一点可想而知，除非原本就古文深厚和对古文有特殊喜好的人，谁会吃力地的去维护和使用深奥难解的古文？就如今天，虽然人尽皆知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会为“古文奇才”慨叹，但若有人提议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反对的声势可想而知。林纾偏偏就是那个逆潮而动者。由于以上原因，林纾的劣势很快显现出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新文化人，林纾无心再辩，寄希望于“悠悠百年”后的“能辩之者”“正其非”。林纾也因而成为文学翻译的反面典型。四、翻译风尚的转变以对林纾的批判为转折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直译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1921年，茅盾在其《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11］直译在20世纪20年代的绝对优势地位似乎已不容置疑。直译在当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任何具体的界定，但从当时学者们在不同著述中的论述可知，他们心目中的直译主要涉及字词和句法。在强调直译的同时，译者们同时认为要让读者能看的懂，“我们以为直译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12］。五四译者们试图将“直译”与通顺可读统一起来，但这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复杂性。如前文所述，译者当时所讨论的直译以字词、句法为中心，这与语体文欧化的目的相一致。欧化的语体文与本族语言的语法、句式有一定的距离，其通顺性与可读性相对减弱，读者的接受也会存在困难。直译与通顺，在实践上还存在很大裂痕。虽然直译在五四时期成为一种主要的翻译方法，但这与意译的存在并不矛盾。茅盾就曾提到，“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能同时保留。……就我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在‘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12］。言下之意，当直译既能保留形貌又能体现神韵时，直译是首选的翻译方法；当形貌与神韵发生冲突，则进行意译取神韵而弃形貌。他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欧化语体文成为主要的翻译语言语体文指的就是白话文。语体文欧化的讨论与直译方法的盛行互为因果。五四时期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使得欧化语体文成为当时主要的翻译语言。胡适说：“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13］24关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语体文欧化的原因是中国既有文字的表达力不够，叙述与描述常常力不从心，不能满足新时期文学进化的需求；其二、语体文欧化具体指“文法”的欧化；其三、语体文欧化的限度是一般人能够读的懂，不能令人不知所云；其四、语体文欧化的途径就是直译西洋句子的文法、句调。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创作中，欧化语体文常常会表现出实验阶段的弊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生硬、冗余等。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翻译新手的译文中，就是在翻译大家的译文中也有所表现，如鲁迅曾说自己的译文“句子生硬、诘誳聱牙”；不但出现在翻译中，也出现在创作中，这种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虚字“的”的赘用，对此余光中在他的文章《白而不化的白话文》和 《论的的不休》中也有详尽论述［14］132－141，178－192。（三）翻译理论自觉意识的增强从晚清以“豪杰译”为主，到五四时期以直译为主流，不仅体现了文学翻译方法的转变，也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理论自觉不断加强。这包括：1．介绍国外的翻译理论，比如Tytler的三原则；2．提出对译者的要求，如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学修养、创造力、职业道德、开放的心态等等。对译者的要求涉及多个方面，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新译论的提出。如郭沫若的“风韵译”，茅盾的“神韵”说等，尽管论述还较为简单，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开启了翻译中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倾向于语体文欧化，直译的译文不可避免地存在生硬、拘泥于原文字句结构等毛病。直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否保存原作的语言特征，意译关注的译文能够流畅，可以说直译、意译关注的多是语言层面，这绝非文学艺术的全部。事实上，原文作者的文风、笔法，原文的体裁及其特征都不是直译、意译所能完全涵盖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中，“亦步亦趋模仿原文几乎不可能，即使做到了原文意义不失，仍然不能保证译出的文字就一定是一件文学作品”［15］。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郭沫若表示在直译、意译之外，还当有“风韵译”，茅盾则提出宁可失去直译的形貌也要保留“神韵”。郭沫若与茅盾虽分属两个团体，且素有论争，但他们提出翻译中的“风韵译”和保存“神韵”却有着共同的踪迹可寻。“风韵”和“神韵”之说表明，一些译者已认识到直译、意译等语言层面的要求并不能解决文学翻译中诸多文学因素的转化问题。（四）译本选择的变化从晚清到五四，翻译选目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作家来说，晚清译者所青睐的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等。就文类来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普遍受到晚清译者和读者的欢迎。就篇目来说，晚清作家主要翻译长篇小说，这与那个时代的译者和读者阅读域外小说的“内容”或“情节”的期待有关［16］42－44。到了五四时期，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从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数量一路攀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深受青睐。弱小民族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绝对数量远远小于俄、法、德、英等国家。就作家而言，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等作家深受欢迎。就文类而言，五四译者选择的主要是严肃的社会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但这并不是说，五四译者摒弃了晚清文学翻译重视社会功用的传统。恰恰相反，这种社会功用非但没有弱化，反倒不断地得到加强，只不过形式由晚清的“显”变得“隐”而已。众所周知，晚清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目的，除了在选目上有所取舍外，还不惜对原文做大刀阔斧的修改，使之符合译者的要求、读者的期待。而五四译者大多推行直译，对翻译社会功用的重视则集中体现在译本选择中。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风尚发生了由豪杰译到直译的转变，这一转变以新文化人对林纾翻译的批判为分水岭。钱玄同、刘半农自编自演了一出双簧，选中林纾作为批评的对象，指责林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许多新文化人参与其间，推波助澜。林纾可谓势单力薄，他的回应在五四时期显得不合时宜，也并未引起更多同辈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很快落败。林纾所代表的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具有“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等特征的翻译退潮，代之以五四时期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名著，翻译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 考 文 献］［1］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C］／／北京大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刘复．复王敬轩书［C］／／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7－44．［3］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4］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J］．新潮，1919，1（1）：106－117．［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C］／／鲁迅全集：二．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563－564．［7］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8］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9］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4：267－269．［10］王艾宇．白话文创建之功属于谁［N］．中国青年报，2003－08－26．［11］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J］．小说月报，1921（4）：1－5．［12］茅盾．‘直译’与‘死译’［J］．小说月报，1922（8）：4．［13］胡适．逼上梁山［C］／／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3－28．［14］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5］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J］．中国翻译，2001（2）：3－8．［16］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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