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与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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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心而论，林纾翻译中有误译，有删节改译，这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翻译的特点。但林纾的译作对中国文学界起到的作用，林译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平心而论，林纾翻译中有误译，有删节改译，这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翻译的特点。但林纾的译作对中国文学界起到的作用，林译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却不应因为其翻译中的问题而被否认。鲁迅曾经描述过接触西方文学的情景：“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与菲洲野蛮之古怪。”［6］563鲁迅不但自己看这些书，也推荐与周作人同看：“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7］107《郭沫若传》中也记载了郭沫若少年时代被林译小说“勾魂摄魄”的事。郭沫若读的第一本西洋小说就是林译《迦茵小传》，并为迦茵的故事所感动。此后，他又读了林纾翻译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那“冒险的经历，曲折的爱情，神奇的侠盗生活，浪漫蒂克的情调”对他更具吸引力，这部小说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8］12。据钱钟书回忆，他也是读了林译小说才对外国语文感兴趣的，他描述了自己幼时迷恋林译小说的情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狄更斯、斯威夫特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甚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9］269

三、林纾落败的原因

针对新文化人的批判，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又分别在《公言报》和《文艺丛刊》上刊发了“致蔡元培的信”和《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予以回应。林纾的辩解并未引起时人的理解和同情，最终无可奈何地退出。林纾的落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以个人对抗团体

虽说论辩双方代表的是“新”和“旧”两派势力，但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辩，林纾一直是单枪匹马，对方虽然也以个人的身份发表言论，但其身后却是一个或多个团体。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都属于新文化人。

从宣传媒介看，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的信以及刘半农的回复都发表在《新青年》4卷3号上，且由刘半农自己编辑。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上，傅斯年、罗家伦的文章发表在《新潮》，蔡元培回复林纾的信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化的喉舌，这些文章极易引起“新派”读者的共鸣。而林纾的两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研究系的《新申报》，致蔡元培的信发表在安福系的《公言报》，《论古文白话之消长》发表在《文艺丛刊》。虽说这些报刊也有固定的读者群，但其更多关注的是维护孔孟之道和旧文学。双簧信引发一些旧文人致信《新青年》发表看法，但真正维护林译的却几近于无。

从论辩个体看，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罗家伦、傅斯年当时都很年轻，处于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年纪。撇开双簧信攻讦异己的策略性，这还是一出年轻人的“恶作剧”。他们对于林纾的翻译持不同见解，对于其译本中的失误更是得理不让人。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读者群。而旧文人作为长者，相对沉稳老练，相对地更有包容性，有不屑与年轻人辩论的心态。以严复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曾指出，学术界中观点纷呈，优者自优，劣者自然会被淘汰，不必争辩。这样一来，被“王敬轩”托举出来的林纾就更为孤立了。

（二）维护古文而非翻译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林译的谬误和删改原文上。“王敬轩”“赞扬”林纾主要是就其翻译中的神韵、译笔、译名，引得纷纷出战的新文化人也都从翻译的层面狠狠地攻击林纾。刘半农回复“王敬轩”的信也完全是从翻译方面讲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林译最大的缺陷，即将翻译等同于创作，使得译本失去了原来的韵味。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学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学，因而就需要保留原文神韵的翻译文学，林纾的翻译恰恰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傅斯年《译书感言》是翻译专论，提到（1）用直译的笔法（2）用白话（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以用“提要”的方法，而林纾的译文都在这些要求的对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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