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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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风尚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中国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亦是如此。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直译”相对于“豪杰译”来说并未占有绝对优势，至五四时期直

社会风尚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中国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亦是如此。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直译”相对于“豪杰译”来说并未占有绝对优势，至五四时期直译外国的名著几乎成了共识。但这一转变并不完全是译者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有其它因素的推波助澜。其中，林纾与新文化人之间的论争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是翻译风尚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一、新文化人批判林纾三部曲

众所周知，林纾用豪杰译法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晚清时期影响很大。进入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日益深入和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具有新知识结构和理念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人提倡新文学，反对传统的旧文学，也涉及到对林纾及其文学翻译的批判。

（一）一出双簧戏林纾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评，始于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一出双簧。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神韵、译笔、译名三个方面评价林纾的翻译，恭维其译作具有唐代小说的神韵，译笔雅健，译名中充满了“香”“艳”“情”［1］49。而这正是新文学主将们所痛恶的，此信成功地将林纾推到了文学革命的对立面上。刘半农发表《复王敬轩书》予以反驳，认为林译错误百出，原著的价值不大，译文远离了原文，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书没有文学味［2］31－33。

“王敬轩”和刘半农对林译的评论，恰恰标示了文学翻译的两种道路，即贴近原文和靠近译语，两者并没有优劣的本质差别。然而，就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和“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目的而言，自然是具有异域特征和风采的译文更受欢迎。林纾的翻译在文学革命的汹涌大潮中就显得不合时宜。

（二）胡适对批评对象的确认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找到了旧的文学翻译模式的代表，大张旗鼓地将林纾确定为新文学的敌人，而胡适对林纾的批评无疑是对这一对象的认同，确认并稳固了林纾作为批评对象的地位。

1918年4月胡适提出，要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69。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原则就是用白话译名家名著。他一边将林译所青睐的哈葛德的作品归入二流以下，一边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林纾用记叙体的古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及其译文中的讹错。文学革命者欲“立新”必先“破旧”，因而对林纾的批评与新的文学翻译理论、原则的确定是相伴而生的。胡适曾经说过：“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3］272 林纾可以说就是钱、刘“自造的对象”。具有博士头衔，身为北大教授、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的胡适，无疑是具有影响力的。对林纾的批评声势经由胡适的确认不断扩大，加速了文学翻译趋向的转变。

（三）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

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对林纾的批评，可以说是名人效应的彰显。他们的观点与胡适如出一辙。罗家伦借美国人芮恩施（PaulS．Reisch）之口，批评了林纾的翻译：“中国人中有一位严复的同乡，名叫林琴南，他译了许多西洋的小说如，Scott，Dumas，Hugo诸人的著作却是最多的……旧文学的遗传还丝毫没有打破；故新文学的潮流也无从发生。”［4］以此表明自己对林译的态度以及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青睐。

傅斯年在1919年3月《新潮》上发表《译书感言》一文，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第一篇译学专论”［5］209。文章将当时的译作分为四类，“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遭极了，所以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好效力的极少”。傅斯年认为，要避免中国译界的混乱，译书人就要对作者负责任，还要对读者负责任。在其阐述中，基本就是以“次下流”和“最下流”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为例，将他们归入欺骗作者、有负读者一类。

二、林纾何以成为靶子

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到傅斯年《译书感言》，我们能感受到新文学运动的主导者和新生力量除旧立新的急切之情。他们在反对旧文学包括旧的翻译文学的同时，往往将老一辈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代表和对比的参照物，大有为立新必先破旧之念。晚清从事翻译的人很多，何以林纾成为新文学运动者的靶子呢？

首先，林纾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翻译，且素有盛名。与之齐名的严复主要以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为主。所以，旨在推进文学革命的五四先驱将矛头对准了林纾，将他的翻译作为提倡新文学翻译的反面教材。相形之下，对严复的批评倒成为点缀，远不及对林纾的攻击势头；其次，林纾的文学翻译数量巨大，影响广泛。林纾一生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其中也不乏经典。其翻译之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可谓旗开得胜，其“断尽支那荡子肠”的美誉和使得“洛阳纸贵”的魅力在读者中流传。五四文学主将们有意对林纾的功绩只字不提，放大他翻译中的缺点、错误，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林纾这面旗帜的倒下当然也是对他所坚持的旧式文学翻译及追随他的众多读者的有力打击；再次，林纾从事文学翻译具有特殊的客观条件。他不懂外语，原文的句式结构都不在林纾的视野之内，翻译的自由度更大。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翻译的速度、文笔之美自然令人佩服和羡慕，但林译中的许多问题也是由此而起，因文害意和讹错就成了新文化人抨击他的立足点。可以说，晚清文学翻译的几乎全部特点都在林纾的翻译中有所体现，提倡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对其深恶痛绝，将他作为文学翻译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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